（陈峻青　作）

　　改革烟草财政才是真正的禁烟

　　傅蔚冈

　　中国的禁烟运动存在一个根本性的体制顽疾：当以卫生部为主导的政府机构为禁烟而努力工作时，还有政府机构以提高烟草消费量为己任。国家烟草专卖局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。
　　世界卫生组织在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中指出，一个国家的控烟要通过“减少烟草需求的价格和税收措施”和“减少烟草需求的非价格措施”来实现，也就是从供需双方来控制禁烟。但是反观我国，禁烟往往是从控制需方入手，导致最后执行成本很高，而禁烟也最终难以落实。而国外的经验表明，如果禁烟能够从供方入手，各地不依赖于烟草财政，那么这个局面将可能会有大幅度的改变。
　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，卫生部的禁烟举措只是一个治标之举，更深层次的问题还需要根除烟草财政。唯有此，禁烟才可能顺利。(东方早报)

　　面对公共利益时请妥协一步

　　李妍
　　有人说，控烟公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烟民彻底戒烟，与其明令公共场所禁烟，不如釜底抽薪，干脆直接禁止生产香烟。然而，这不仅涉及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博弈，也涉及到公共利益与经济利益博弈的问题。其实烟这个东西，对国家也好，对烟民也罢，都是“痛并快乐着”的东西，各种利益缠绕其中，本身就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。
　　若非要从这多重利益中分辨出禁烟的解决之道，大概也只能依靠数学极限的无限接近之法，即个人、经济利益面对公共利益时都妥协一步，靠监督、制约、管控最终无限接近禁烟目标：烟草专卖能一定程度让渡自己的广告宣传利益，从烟盒警示做起，运用各种手段让人们自觉远离烟草；在不能完全禁止全民吸烟的情境下，适当开辟吸烟区域，从而避免无处过烟瘾的烟民在禁烟区吸烟；在此条件下，再加强对禁烟区域的监督管控。恐怕也唯有如此，禁烟令才能真正拥有良好开端。（重庆时报）
　　公共场合全面禁烟涉嫌人群歧视

　　刘敏

　　吸烟者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，对这些人来说，吸烟是一种权利。你当然可以说在公共场合吸烟是对不吸烟者的权利侵犯，那么为什么不能同样认为控烟是对吸烟者权利的侵犯呢？很显然，这涉嫌人群歧视。
　　就控烟场所来说，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应该是所有国家和所有文明的场所共识，那么娱乐机构、火车站、餐馆酒店等其他场所呢？其实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。有的国家全面控烟，有的国家只禁两个场所，这就是区别，你也不能说全面控烟国家的文明就比只禁两个的更优越。
　　在我看来，当吸烟从个人嗜好变成公共政策，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，从一国走向全球，控烟就关系到现代国家对人的治理、公民权利、政府权力结构乃至全球化等一系列宏大命题，并不是能由公德不公德可以概括和解释的。（长江日报）
　　且看香烟与执法正面对决

　　刘志权

　　卫生部这次禁烟的决心显然很大，可谓点线面立体行动，志在必得。但是，多数网民并不相信。民众的信心不足，应该是基于现实。根据网上的反映，在率先实施禁烟的上海、天津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。此外，民众的信心不足还源于历史。始于2007年末的限塑令就是前车之鉴，就个人体验而言，起码在面广量大的集贸市场，声势浩大的限塑令早已成了过眼烟云。
　　与当年的限塑令相比，禁烟似乎更任重而道远。因为，前者所挑战的，不过是小小的习惯；而禁烟令需要对抗的，有生理的习惯机能。
　　法规若要撼动社会性的痼疾，必须有强大的执行力。这让我想起了禁酒。我国民间向来烟酒不分家。禁止酒后驾车之初，全国各地的抱怨质疑之声不绝于耳。但是，当禁止酒驾成为法律，辅以严厉的执法，我们便发现，原来，所谓的酒场文化其实不是铁板一块。
　　因此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对于禁烟，政府究竟会拿出多少执行的气魄和手段？好在，这次卫生部已经准备好在卫生系统率先“垂范”。这是比较有意味的——我们不是一直在怀疑政府部门的执行力吗？那么，就让他们与“烟”来一次正面对决吧。（京华时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