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陈峻青　作）

　　世界杯的战火点燃了全世界球迷的激情，我们不仅能在球场上看到精彩的比赛，还能从球队的表现中窥探到一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现况。曾经的欧洲冠军希腊队，像他们国家信用评级一样一溃千里，自诩欧洲经济“火车头”的德国战车，以4：1轻松碾压进攻乏术的英格兰，而开赛以来场上少得可怜的进球数，似乎也印证出全球经济的“乏善可陈”。
　　对中国来说，尽管国足没能踢入世界杯，但我们的经济一样不能“独善其身”。现在的中国经济并不是防范全球经济二次探底那么简单，“三驾马车”的前蹄之下已是荆棘重重。
　　先说说投资。“四万亿投资”提出之后，国家已是穷尽其力，不要再奢望什么“六万亿”、“八万亿”。因为，我国的财政赤字不能大到成为未来发展的隐性风险。而房地产投资所带来的高房价问题，已经从经济问题走向了道德问题。
　　再说说出口。再创新高的贸易顺差已经不是我们的骄傲。5月的数据一出，相关评论一致看衰，生怕高顺差会成为汇率问题的“把柄”。汇改的新政已经明确了一点。中国汇率调控的目标是贸易平衡，这标志着一个单纯的“出口创汇”时代将要过去。近期，人民币的升值和欧元的贬值又一次让“出口拉动”的梦想几近破灭。今后要想让中国的出口企业有好日子过，就请向“别人”买更多的东西。
　　最后说说消费。如果大家还记得去年的经济数据，都会惊喜于消费拉动经济的强大作用，进而寄望于消费会是今年的一匹“黑马”。但在笔者看来，消费之“强”真正的缘由是出口之“弱”。粮价、日用品价格、服装价格都在涨，从此以往，最终影响的是经济的回升和消费热情的持续性。
　　是什么原因导致“三驾马车”困难前行？其中一大原因就是，我国的国民收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。从1995年到2008年，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8.8倍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17.7倍，而城镇居民、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别只增长了2.7倍和2.0倍。
　　此时，不妨重温“三驾马车”和国民收入的关系。投资的最终结果一是就业，二是产品，就业率的提升带来收入的增长，而造出的产品最终要靠收入来消费。如果收入增长缓慢，回过头来就会导致生产过剩，投资下滑。在出口方面，追求高顺差时代结束，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出口总量减少，要想追求贸易平衡和经济增长，就要求进口量增加，也就是说，在新的国际形势下，我们要有更多的钱去消费进口商品，没有收入的增长，这显然难以实现；反过来看，只有收入增长后才会有强的消费力，如果民众消费不起，购买量减少，那么商家的首选就是涨价，让“刚性需求满足企业利润”，这样反而使CPI上涨，居民消费总额下降，最终结果就是“滞胀”。
　　目前，我国经济还没完全复苏，失业人数还在增加，通胀反而上来了，一旦加息，“滞胀”的阴影将更加浓厚。可以说，国民收入低增长已成为当前经济困局的祸根。
　　如何使中国经济真正走出低谷？笔者认为，近来被各方广泛讨论的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正是关键所在。
　　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是日本在1961-1970年间推行的经济发展计划。在该计划实施的第七年，日本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；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，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，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国民收入取得实际增长的同时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（GDP）和国民收入以近1：1的比例同步增长，这给经济带来促进作用，也造就了日本收入结构的正态分布，形成一个巨大的中间阶层，降低了“基尼系数”。这为此后索尼、丰田等企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，也为日本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　　如果我国也推行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能否给经济注入活力呢？笔者认为，要让马儿快快跑，就得给它多吃草。这“草”就是国民收入。不妨畅想一下这“草”如何让经济的“三匹马”跑起来。如果国民收入加快增长，首先是消费市场将全面启动，外需的增长可以扩大出口商品的国际份额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能减轻，使出口企业扭转目前的两难境地，吸引更多的投资；而内需的增长也能使固定资产投资得到更大的空间，摆脱当前产能过剩的局面，现在看来过高的房价在未来也不会显得如此尖锐，而CPI也会因为投资的增长、更多竞争者的加入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保持相对平稳。
　　因此，在笔者看来，现在推行一个中国自己的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不仅能让中国经济走出低谷，甚至能开创一个低通胀、高增长的黄金期。